七十自述：人生就像一条流向大海的长河（下）

（修订稿）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许海燕教授

八

年，我开始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当助教。我们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是许汝祉先生，他是美国文学专家，德莱塞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等书的中文本就是他翻译的。不久，我就开始试讲几节课，后来讲的课时慢慢增多。

年留校工作以后，我担任了中文系82级2班的班主任，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大学的班主任。这个班的同学后来很有成就，在各个岗位上都成为骨干，其中有成为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博导的，江苏师大、肇庆学院教授的，南京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的，也有成为中学特级教师的。

年，我和南京大学的吴俊忠老师合译的《莎士比亚传》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译著。我记得，拿到多元稿费以后，我买了一只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还没有彩色电视机卖）。

年9月，我通过考试，进入上海师范大学读“外国文学助教进修班”，与硕士研究生一同学习研究生课程。上海师范大学这个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是作家和翻译家朱雯先生，他是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的译者。前面我说过，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中的那句话曾深刻地影响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学习的信念，现在，我亲眼见到了朱雯先生，并有机会听过他讲课。

在上海读书的一年半期间，我们还有机会听过法国文学专家毕修勺先生、英国文学专家方平先生、德国文学专家余匡复、戏剧理论家余秋雨先生等人的讲课。结业的时候，我们集体编写出版了《西方文学思潮概观》一书。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已是各个大学的教授。其中有一位同学王海龙，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教，他写的《哥大与现代中国》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记载了许多中国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文化名人如胡适、徐志摩、冯友兰等的故事。

近代的上海，是中国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缩影，我曾仔细地参观过上海近代百年以来留下的许多文化结晶。我参观过上海自然博物馆，看过里面的中国最大的马门溪恐龙的化石；参观过历史博物馆，看过大批西南地区的铜鼓。上海图书馆原来是上海的跑马总会，是一座非常豪华的欧式建筑，螺旋形的的楼梯从大厅盘旋而上，地面上铺的都是各种华丽的大理石。我曾在那儿查阅过许多南京没有收藏的民国书籍，以及一些外文书。

在上海，从淮海路或南京路的西头漫步到东头，就是一种学习。那么多的世界各种风格的建筑，那么多不同特色的商店：典雅的锦江饭店，俄罗斯风格的上海展览馆，交通大学古色古香的大门，原震旦大学（后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法国风格的校园，汾阳路口的普希金纪念碑，万国公墓里曾在上海生活的许多国际友人的墓地，徐光启公园等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我还去参观过上海佘山大教堂和佘山天文台，青浦县的（红楼梦）大观园，在浙江普陀山的海边沙滩上踩着海水漫步（“我脱了鞋子，喜欢那种冰冷的感觉”），仔细倾听潮音洞里海潮拍打岩石的声响，去雁荡山追寻康有为的足迹。

九

年秋天回到南京师大以后，不久我就评为讲师，教学和科研成为工作的主要内容。年，我在本校学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托尔斯泰与中国先秦思想家》。后来，我陆续发表了《论哈代小说的历史文化底蕴》等十余篇论文和许多报刊文章，出版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等专著3部，翻译作品十余部，译文数篇，开设了“外国文学”、“世界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课程，先后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

我在南京工作以后，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我都要与妻子女儿一同乘轮船回南通去过年。客轮从南京到南通要航行18个小时。当轮船在长江宽阔的水面上航行的时候，我经常在船头或船尾的甲板上漫步和伫立。我倚着船舷的栏杆，看着江水滔滔流向前方，海鸥在船尾螺旋桨卷起的浪花上飞翔，我常常想，长江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奔流了几千年、几万年了，我们的祖先也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劳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人类在不断进步，我们的祖国也在不断进步。近代以来，虽然有过许多曲折，但现在前面的道路已经比较明确和宽阔了。

年2月，国家教委安排我校支援西藏大学（全国各著名大学轮流支援），我和另外三位老师乘飞机到成都，再乘飞机去拉萨。那天黎明前，我们登上去拉萨的飞机时，天还是黑的。飞机升空以后不久就飞到了西藏东部的一片雪山上空，一抹橙红色的霞光照亮了雪山的峰巅。这时，一位身着红色袈裟的喇嘛突然站起身来，手捧着一束鲜花，放声高歌。他大概是第一次在空中看到他家乡的雪山如此壮阔美丽，忍不住唱起了颂歌。

一下飞机，西藏的蓝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碧蓝碧蓝。我记得，西藏大学英语系的一位英国教师对我们说，她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见过许多地方的蓝天，但没有比西藏的天更蓝的。但我觉得心跳得厉害，一把脉，每分钟跳，高原反应！西藏大学来接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每人一个氧气袋，一开始我没有用它，想尽量先适应适应。

贡嘎机场离拉萨有50公里，沿途经过雅鲁藏布江，那是一条宽阔的大江。来接我们的西藏大学老师给我们每人一只氧气袋。当汽车接近拉萨城时，我们远远地就看见了布达拉宫的金顶。拉萨的海拔是米，在西藏大学，讲一堂课付出的气力相当于平原地区的两倍。在西藏，心脏的负担较重，我现在的心脏不太好，也许与曾支援西藏有关系。我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外国文学”课。学生中大约有一半是藏族人，一半是汉族人，这些汉族学生多数是援藏干部的子女。学期中间，我的腰骨疼痛，行动困难，但我仍坚持撑着拐杖去教室上课。

在西藏大学的半年里，我多次参观过布达拉宫，也参观过达赖的夏宫罗布林卡，拉萨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还有大昭寺、小昭寺，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文成公主出嫁到西藏时从长安带来的真人大小的纯金佛像面前磕过头。我经常去逛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市场，在那儿见到许多独特的宗教和民族风情。我们还去参观过念青唐古拉山脚下的羊八井寺和地热发电站。

西藏大学的背后就是拉萨河，拉萨河是雅鲁藏布江的主要支流。我们常去拉萨河边散步，河边的山上总有雄鹰在飞翔，我曾坐羊皮筏渡过拉萨河。我也曾花了四个多小时，与同去支援西藏的老师们一同爬上拉萨河谷南面多米高的花瓶山，俯览整个拉萨河谷和拉萨城。

在西藏期间，我读了不少有关西藏历史文化的书籍，也参观了不少西藏的历史文化遗迹，对西藏的历史文化有了相当的了解。后来在南京和泰州，我讲《中西文化交流史》这门课的时候，有关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中的外来影响，我就讲得比较丰富生动。

离开西藏大学的时候，校长为我们设宴送行。总务处长（藏族干部）对我们说：“你们回去的时候，飞机会飞得快一些。”我问为什么，他说：“下坡啊”。

7月，我们离开西藏了，当飞机飞临雅鲁藏布江上空时，我突然想到，这辈子我大概不会再有机会重访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了，顿时心中充满了无限的依恋。再见吧，美丽的西藏！再见吧，你无边无际的雪山，你莽莽苍苍的草原，你热情勇敢的人们！飞机越过怒江、澜沧江，在越过金沙江时，我拍下了这张照片。金沙江是四川和西藏的分界线，飞过金沙江，就是真正离开西藏了。

支援西藏大学半年，回程时，我与妻子女儿相约在成都，然后在四川游历了一个月。我们去了都江堰和青城山，沿着岷江，经过松潘大草地和大雪山，去了九寨沟和黄龙，瞻仰了乐山大佛，参观了大足石刻，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看到了嘉陵江汇入长江的气势，然后顺江而下，经过三峡（经过巫峡时，我站在甲板上，正在眺望神女峰，突然一片云飘来，顷刻间就下起了雨，我这才体会到古人为什么说“巫山云雨”），再经武汉，回到南京。

我们在四川旅游的时候，因为我不吃辣，所以每次在饭店吃饭，都要吩咐服务员：“不要麻，不要辣”。有一次我们坐在火车上，我的女儿躺在我们身上睡着了。在睡梦中，她忽然说：“不要麻，不要辣！不要麻，不要辣！”我和妻子听了忍俊不禁，轻声地笑了。

我的女儿小时候每天都要问我：“爸爸，你喜欢不喜欢我？”“喜欢。”“怎么喜欢？”“最最喜欢。”她听了就高兴了，坐到我身上，搂住我的脖子亲我。现在，我的外孙每次回来，都要问我：“阿公，你喜欢不喜欢我？”“喜欢。”“怎么喜欢？”“最最喜欢。”他听了就嘻嘻地笑。

十

支援西藏大学回来以后，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了，在欧美文学以外，增加了世界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两个新的领域。我先后开设了“世界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两门课程。当时正是多媒体教学开始出现的时候，我较早地采用了这种方式。我讲的“世界文化史”很受同学们欢迎。我把它作为公选课对全校开设，报选这门课的同学很多，因此我在人的大教室里上课。有一次，学年教学评分，同学们给老师打分，我得了分。

学习和研究世界文化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我深深地感到，在这两个领域，我们还有许多研究课题和普及工作可做。譬如，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介绍的文章很多，但深入的研究却很不够。至今，我国还没有一本中国学者自己写的、比较成熟的《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在我的设想中，这样的两本书，每本应该有80万字以上，讲述细致全面，文笔优美生动，能够让广大的读者喜爱和收藏。现在彩色印刷条件好，如果每本书能配以几百幅彩色照片，图文并茂，也许卖得贵一些，但肯定会有许多人买。至于世界文化史的其他领域，这样的题目多得很，都应该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

在学习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我也发现有许多专题可以深入挖掘，如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应该有中国学者写的评传。近代来华的许多传教士，如李提摩太、司徒雷登、福开森等等，也应该有中国学者写的客观的、有水平的评传。至于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潮流等也应该有深入的专题研究成果。当然，也应该有一部厚重的、大部头的（80万字以上）、附有几百幅彩色插图、印刷精美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些大概都有待于今后的学者们去完成。

90年代初，我起先确定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基督教史”，后来扩展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一课题。我曾收集了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大量资料，其中也有一些较为珍贵的资料，如《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燕京开教略》、《天学初函》等。可惜我后来没有精力、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写出一本质量较高的《中国基督教史》，这要有待后来的学者去完成了。

—年，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进一步深造，我曾集中精力学习英语（包括听力和口语）。当时参加了一些课程班，也自己在家刻苦学习。那段时候，仿佛又重现了20多年前，我在南通城丁古角那座古老的屋子里学习的情景。

年，澳大利亚莫纳西大学来了几位访问学者，其中有一位提出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基督教史”。由于我在这方面有一些研究成果，所以学校安排我担任他的指导老师。他是个牧师，不懂中文，可是却对中国基督教史感兴趣，于是我向他展示和讲解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一些资料，还带他参观过一些与中国基督教史有关的教堂、博物馆、原来的教会大学等等。我记得，有一次我请他到我家来吃饭，我的妻子做了一些春卷。大概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美食都很欣赏和响往，我看他吃得津津有味。他问我春卷这个东西的英文怎么称呼，我就随口说叫springroll，他听了一脸茫然。记得我带他到上海佘山天主教神学院去参观，神学院的教务长出来接待我们，他一见到穿着主教道袍的教务长，立刻就单膝跪下行礼。

他和我同年，有一只眼睛是瞎的。他曾问我有没有去越南打过仗，我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那只眼睛就是在越南战场上被打瞎的，不过他当时做救护兵，并没有真正在前线打过仗。他对我说，如果你也去越南打过仗，我们可能就曾经在战场上面对面。我当时马上想到，我大学班上倒是有一位同学在越南打过仗。在短期访问三个月以后，他回国前送我一本很精美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十几年以后，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到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去进修，遇到了他，他还向那位老师打听我，托那位老师向我问好。

我在台湾出版了若干本从俄文原文翻译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后，有不少读者给我写信。有一位台湾东吴大学的读者建议我根据俄文原文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台湾出版，因为台湾出版的托翁的这部大著是从英文转译的，不够原汁原味。这个建议当然未能实现，因为当时我的研究方向已经转向了“世界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不过我年轻时倒是把这两大本厚重的俄文版的巨著逐字逐句地学习过，我应该是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如果这件事真的做了，也许会成为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往事。

年，我搬进了高教新村，有了三室一厅的住宅。年，我的母亲来南京在我家住了一段时期。她看到我的书房里的书桌上摆着电脑，打印机打印出漂亮整齐的书稿，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放满了各种中外文书和辞典，高兴地说：“这才像一个知识分子的家！”

我的母亲很聪明，虽然只读过小学（我的外婆当年还是封建的旧思想，认为一个女孩子读到小学，能识字就够了），但直到90多岁，她还能读书看报，还能写漂亮的书信。她曾对我们说：“如果我也能像你们一样读到大学，我也会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我开着汽车带她去参观南京博物院、长江大桥、清凉山的扫叶楼、中山陵景区的美龄宫等名胜。她原来一直不赞成我买汽车，认为开汽车很危险。可是，当她坐在我开的汽车里出去游览，又高兴地说：“这汽车像个小房子，不怕风，不怕雨，真好。”

十一

年2月，我和我们学校另外三位老师到韩国汉城（当时还叫汉城）德成女子大学去任客座教授和副教授。汉城有七所女子大学，德成女大位于汉城北部的北汉山脚下，有七千多学生。我在中文系担任几门课程的教学，每位老师都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

在韩国一年，我看了不少有关韩国（朝鲜）历史文化的书，参观了不少地方，包括汉城大学，高丽大学，仁川的自由公园，汉城的六三运动纪念碑刻，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我也利用德成女大图书馆里的英文书为我在本校开设的《世界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收集材料。

有一次，现代汽车集团通过中国大使馆的教育参赞邀请在汉城的中国教师（汉城的几十所大学几乎都有）参观他们的工厂。他们包了一架波音飞机，带我们从汉城飞到釜山，然后乘车去工厂，我们在车间里见到了高度自动化的的汽车生产线。

在韩国期间，我曾多次去汉城大学图书馆收集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资料，因为在年被日本殖民统治之前，朝鲜一直不断地向中国学习文化，所以收藏有不少从中国带回的文献资料。有一次，我见到图书馆目录里有《燕京开教略》，这是光绪三十一年（）北京救世堂的印本，作者是当时天主教北京地区的主教法国人樊国梁。这本书的印数很少，国内仅北京图书馆等处收藏有几本，但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却没有收藏。我征得管理员的同意，复印了全书（也许因为这是一本中国的书，不是韩国的古籍，汉城大学图书馆没有把它列为珍本书。如果在国内，是不可能让我复印的）。我还在汉城的中央大学图书馆里见到了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刻印、后来李之藻于万历三十年（年）重新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

年回国以后，我在台湾志文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多本俄国文学译著，包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我的有些译著和著作，有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版本。我和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合作撰写的《莎士比亚传》，台湾甚至有三家出版社出版过未经作者同意的盗版本。

后来，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又约我翻译托尔斯泰晚年写的人生哲学著作《人生论》，而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20卷本《托尔斯泰选集》里没有收这部著作，单行本也找不到，因此只有到90卷本的《托尔斯泰全集》里去找了。

关于国内收藏的《托尔斯泰全集》还有一段故事值得一提。《托尔斯泰全集》的出版，从年到年，时间跨度达30年，国内的公共图书馆都没有这套书（大概也因为民国时期国内的公共图书馆对俄国书籍的采购量比较小），只有两个人私人藏有这套全集，他们都是曾在俄国留学或工作过的，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文化人、翻译家、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戈宝权先生（—）。年，他退休后定居南京，把他的2万卷藏书捐赠给了南京图书馆。

戈宝权先生的2万册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后，南京图书馆专辟了“戈宝权藏书室”予以收藏，并对外开放。我来到“戈宝权藏书室”，找到了90卷本的《托尔斯泰全集》。我虔诚地抚摸着这一长排精装的大书，就象见到了托尔斯泰本人一样。我怀着喜悦把第36卷中的《人生论》俄文原文复印了下来。

台湾的许多大学与欧美的许多大学一样，都开有一门关于人生根本问题的课程：“生命与死亡”，一般都把我翻译的托尔斯泰的人生哲学著作《人生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指定为阅读书目。

大约是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请我开设一门选修课“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我在江苏电教馆录制了24小时的讲课录像带，后来中国教育电视台曾数次播放这门课程。

年我被评为副教授以后，我开始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指导硕士研究生。从到年，我先后指导过二十几位硕士研究生。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后来又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大多是各个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我为研究生们开设过“英国文学史”、“哈代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课程。

十二

年9月，南京师范大学在泰州举办一所新的独立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我被派去担任中文系主任(后来为人文传媒学院院长)。我们去办学时还没有自己的校园，借用了泰州师专的迎春校区的一部分，开始招生办学。当时工作任务繁重，一切从零开始。两年以后，新校区的第一期工程落成，学院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我在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工作了八年，主持建设了中文系（后来发展为人文传媒学院）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师资招聘和聘请，实验室建设、资料室建设等等。在我退休离开泰州时，人文传媒学院有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广告学等5个专业，0多名学生。我在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开设过《世界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课程。我还兼任过学院的工会主席，为教职工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泰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我在泰州八年，看了不少有关泰州历史文化的书籍，实地察看了许多历史文化名胜古迹，学习了不少有关泰州历史文化的知识。后来，我主编了一本《泰州文化》（凤凰出版社，年出版），作为对泰州的回报。

十三

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三十多年里，也参加过不少国内和国际学术活动（会议）。

我有过若干学术研究和著述的设想和计划，可惜由于各种实际事务的纷纷扰扰和能力精力的限制，这些设想和计划最终都没能实现，现在我已经不可能再去实现它们了。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来的学者们一定能比我们做得更好。我曾想写若干本书，譬如《屠格涅夫与他的同时代人》、《托尔斯泰论》、《司徒雷登传》等，我甚至还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表现中国现代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但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了。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读过不少书，也游历过国内外许多地方。我曾在北京天坛的回音壁和三声石上反复试验，比较过哈尔滨的圣索菲亚东正教堂与俄罗斯东正教堂的异同。沈阳北陵的萧瑟秋风，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汉化的面庞上那双慈祥平和的眼睛，西安的大雁塔和小雁塔上的叮当铃声，九寨沟长海深蓝色的水面，汉水边的古城襄阳的城墙，雁荡山康有为留下的踪迹，岳麓书院大门两旁的著名对联，云南玉龙雪山的雄伟，武汉黄鹤楼宏大的气势……这些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也曾在瑞士的琉森湖畔漫步，追寻托尔斯泰的足迹，在罗马竞技场想象斯巴达克如何与猛兽格斗。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旁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但丁雕像，比萨大教堂的青青草地，巴黎卢浮宫里古埃及的木乃伊，法国第戎城里卢梭的遗迹，奥地利茵斯布鲁克的金屋顶，阿尔卑斯山的雪峰，荷兰鹿特丹莱茵河上的大桥，马六甲的郑和庙，新加坡喷水的鱼尾狮……这些也都留给我难忘的印象。

由于专业的习惯，每到一地，我都特别注意那儿的历史文化材料，包括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

年，我曾经到西安、洛阳和徐州去做了一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对与我所研究的方向“中西文化交流史”有关的东西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