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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移植中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rejection,AMR）是一种严重的并发症，与患者早期和晚期移植失败及死亡率增加有关，其中研究最广泛的是与供体特异性HLA抗体（donor-specificanti-HLAantibody,HLA-DSA）相关的AMR。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当患者体内HLA-DSA和C4d沉积都不存在时，AMR也可能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对非HLA抗体的检测或可补充解释部分临床案例，此前我们报道了AT1R抗体阳性显著降低肾移植后的存活率（文章链接:AT1R抗体阳性显著增加肾移植后ABMR的发生风险），现在我们根据一篇发表在AJT上的案例报道来聊聊患者预存非HLA抗体在心脏移植中的影响[1]。

一位67岁男性患者，诊断为心力衰竭（美国心脏学会分期D期）。在临时经皮机械循环支持后，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leftventricularassistingdevice,LVAD）过渡移植，后发展为右心室衰竭，一个月后手术植入右心室辅助装置（rightventricularassistingdevice,RVAD）。两年内患者得到LVAD的良好支持，并在移植前一年心脏功能达到纽约心脏协会II级。供者是一位40岁男性脑死亡患者，HLA配型结果为：患者A2；B60，44；DR04，15；DQ7，6，供者A1，3；B8，35；DR04，17；DQ2，8。

移植术中患者出现严重的肺水肿、凝血病和双室衰竭，心内膜心肌活检显示小动脉分支和小动脉内多处纤维蛋白和血小板血栓，间质水肿，红细胞片状外渗，但未见HLA-DSA或C4d沉积；术后进行血浆置换及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immunoglobulin,IVIG）预防AMR，应用大剂量激素和霉酚酸酯作为免疫抑制方案，术后3天加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诱导治疗，患者依靠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membraneoxygenation,ECMO）支持，并发多种血栓综合征，最终于术后32天死亡。

研究者注意到患者除了机械循环支持和R+/D+巨细胞病毒状态外，没有其他公认的急性同种异体移植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特别是患者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reactiveantibody,PRA）为0%，T/B淋巴细胞流式交叉配型阴性，移植前未接受胺碘酮治疗，抗心磷脂抗体检测阴性。研究显示26%（25/96）的AMR诊断患者体内未检测到HLA-DSA[2]，表明非HLA抗体可能参与AMR的发生。在此案例中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