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奔月这一传说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嫦娥作为故事的主角，因不慎偷食了丈夫后羿的仙丹，从此飘然升天，长居月宫，被后人尊称为“广寒仙子”。
在科学的照耀下，我们早已明了，月亮只是地球的一颗静默卫星，那所谓的月宫与仙子，不过是幻想的产物。与西方那些天马行空的神话不同，中国的神话传说往往扎根于真实的故事原型，只是随着岁月的流转，后人的想象与附会为其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面纱，使之变得愈发神话化。
在流传千古的典籍中，对嫦娥神话的详尽叙述，最早可见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即公元前年）编纂的《淮南子》。这部古籍中，有一段记载如下：“羿向西王母求得长生不老药，而羿的妻子姮娥偷偷窃取了药，最终奔向了月宫……”
在古籍《淮南子》中，嫦娥最初被称作“恒娥”，这一名字如今已广为人知。然而，为了避开汉文帝刘恒的名讳，后人巧妙地创造了一个“姮”字来替代，于是嫦娥的名字便演变成了“姮娥”。
时至东汉，杰出的天文学家张衡，在其传世之作《灵宪》中巧妙融入了嫦娥奔月的神话，使得这一传说得以流传千古。由于张衡在历史上的卓越地位与深远影响，后世的正统史书《后汉书·天文志》亦不吝笔墨，将这一神话传说载入史册，令其光彩更加璀璨。
通过对汉代墓葬的深入探索，考古学家们惊奇地发现，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各式精美的瓦当、细腻的帛画、古朴的铜镜之上，皆绘有神秘莫测的人面鸟身羽人，它们在画中自由飞翔。与此同时，蟾蜍、月宫、玉兔以及桂树等神话元素也屡见不鲜，这些形象广泛分布于陕甘、川渝、晋豫、湖南以及山东、江苏等地的两汉墓葬之中，展现着古人丰富的想象与对未知的渴望。
由此可见，嫦娥及其奔月传说并非《淮南子》一书随意编造而成，它能够成为广为人知的故事，甚至被汉朝人精心绘制于墓葬壁画、砖石之上，显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民间基础。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掘的“飞衣”帛画便惊艳了世人。这幅画中，巧妙地融入了蟾蜍、月宫和兔的元素，而在皎洁的月光下，更有一位女子身姿轻盈，仿佛正在翩翩起舞，尽显飞翔之姿。令人惊奇的是，马王堆汉墓的年代可追溯到汉文帝时期，这一时间节点甚至比《淮南子》的成书还要早上30年之久。
通过深入比对传世文献中涉及《归藏》的引用内容，我们发现其表述的核心意思与本文所述高度一致。因此，可以断定，原文应为：“昔日，恒娥自西王母处盗得长生不老之药，服用后飞升奔月。临行之际，她向有黄求助占卜。有黄占之，预言：‘大吉’……于是，恒娥便投身于月宫之中，化作蟾蜍，成为月宫之神。”
换言之，古时的嫦娥曾从西王母那里秘密窃取长生不老之药，怀揣着飞升月宫的决心将其服下。在启程之前，她特地拜访了神巫有黄，寻求命运的指引。有黄经过一番占卜，宣告道：“大吉。”于是，嫦娥便定居于月宫之中，化身为一只蟾蜍，成为月宫的主宰之神。
王家台秦简，这一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其考古发现如同一把锐利的钥匙，率先为我们拨开了层层迷雾，揭开了历史的面纱。
首先，最晚在战国中前期，嫦娥奔月的传说已深入人心，这足以证明在战国之前，必然有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文化传播能力的政权（如夏商周三代的王室管辖区域）孕育了这一故事的原型。否则，在战国时期这个分裂混乱的时期，不同诸侯国为何会同时受到这一文化传播的熏陶，实难解释。
第二，嫦娥与后羿这对恩爱夫妻的设定，实则是两汉时期人们的创意拼接。回溯至汉代之前，无论是翻阅《山海经》的古籍记载，还是探寻考古出土的竹简《归藏》，均未曾提及后羿之名。而嫦娥所拥有的不死药，据载乃是她直接从西王母那里巧妙地窃取而来。更为奇特的是，在嫦娥奔月之后，她竟化身为一只蟾蜍，这奇幻的转变无疑为嫦娥的故事增添了几分神秘与传奇色彩。
倘若奔月神话未曾有后羿的身影，那么嫦娥化身为蟾蜍，便非后世之人所臆想的背夫之果，而另有其因。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东晋时期的杰出药学家葛洪，在其著作中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他提到：“肉芝，即为万岁蟾蜍，这种生物头部生长着奇特的角，颔下更是带有神秘的丹书标记。传说服用它可使人身体康健、寿命延长，甚至能飞升为天神，在天地间自由遨游，主宰万千生灵，身上更会长出羽毛。”尽管葛洪的描述带有一定的夸张色彩，但蟾蜍的药用价值却得到了后世药圣李时珍的认可。他写道：“蟾蜍，乃是土地的精华所在，其性质神奇而灵异……因此，它能深入阳明经，退去虚热，化解湿气，是治疗疳病、痈疽以及各类疮疡的重要药物。”
在中医的智慧里，蟾蜍自古便是一味顺应月华而生的神奇药材，人们也亲切地称它为“癞蛤蟆”。这里的“癞”，在古代与“厉”相通，恰似《山海经》中所描绘的“西王母司天之厉”，掌管着自然的严苛与生命的奇迹。
由此可见，嫦娥所窃取的“不老药”之原始形态，实则乃自古以来具备治愈疽疠恶疮功效的蟾蜍。在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之后，确实化身为这神药之源——蟾蜍。然而，自汉代起，故事逐渐演变，蟾蜍的形象悄然消失，嫦娥再次回归为美貌女子的形象。
追溯至我国源远流长的日月崇拜文化，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古代先民便对那璀璨的太阳与皎洁的月亮怀有深深的敬仰。他们在生活中细心观察，感受到了日月所散发的光芒带来的无尽温暖与光明，于是这份敬仰便逐渐转化为一种神圣的崇拜。考古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精美的彩陶器上常常绘有日月纹图案，这正是先民们对日月崇拜的生动体现，同时也见证了日月祭祀的起源。
西王母，亦名西母，实乃执掌月祭之部落女巫，以虔诚之心，引领族人共襄盛典，祈愿明月皎洁，福泽绵长。
《山海经》中描绘了两段神奇的传说：“在那遥远的羲和之国，居住着一位名叫羲和的女子，她每日都在深渊中沐浴着炽热的太阳。羲和，乃是帝俊的挚爱之妻，诞下了十个太阳之子，为世间带来了光明与温暖”。“而在广袤无垠的大荒之地，又有一位女子正静静地沐浴着皎洁的月光。这位女子便是帝俊的妻子常羲，她孕育了十二个月亮女儿，此刻正为她们进行神圣的洗礼。”
帝俊，实乃商朝人的始祖帝喾，抛开其神话外衣，这段文字揭示的是帝喾身边两位非凡的女子——羲和与常羲（亦称常仪）。她们分别肩负着对日、月进行祭祀的神圣职责，作为女巫，她们在古老的仪式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吕氏春秋》中亦有相关记载，称“羲和专司日之占卜，常仪则负责月之占测”。
颇为巧合的是，在殷墟考古挖掘出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同样发现了与燎祭相关的描述：“贞，向东母行燎祭，以三猪为祭品”、“贞，向西母献酒及猪为祭”、“壬申日卜，贞，以燎祭向东母、西母表示敬意”。这些发现无疑为《山海经》中的记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由此可见，那位传说中的西王母，其原型可追溯至先商时期，实则是一位部落中的女巫。
通过对出土的甲骨卜辞进行粗略的梳理，我们发现“娥”字在其中现身达五十余次。这些出现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一个明确的词义，即作为被祭祀或占卜的对象，而且其身份总是与女祖相关。这一特点使得“娥”在甲骨卜辞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意象。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文献记载中，嫦娥曾以恒娥之名流传于世。甲骨文中，“恒”字呈现出在“工”字中间竖画的左右两侧，描绘出一条近似半圆形的弧线，这一独特的符号在殷商时期被赋予了巫舞的特殊含义。这一点在《尚书》中也有详尽的诠释：“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由此可见，嫦娥原名恒娥，这一命名亦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据此推测，“恒娥”的雏形应是商代祭祀月神时献舞的女祖，如同初代女祖常羲一般，肩负着崇奉月神的使命。在她离世后，甲骨卜辞中出现了诸如“娥其害王”“祟年娥于河”的占问记载，这显示“恒娥”已升华为天界之神祇。至于她成神的缘由，据传是因为她服用了缔造月轮的第一代女神——常羲所遗留的神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