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第一期Histopathology(,76,2–5)年度回顾的主题是妇科病理学,除了强调该领域的许多新进展之外,尝试拓宽讨论的范围。
开篇回顾了五十年来StevenSilverberg作为妇科病理学家的一些最重要的发现,时至今日,您或许会对他的成就感到惊讶,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妇科病理学,如激素和人乳头瘤病毒(HPV)在生殖道癌症病因学中的作用,另有部分内容对外科手术病理学意义重大,被免疫组织化学和国际共识分类系统采用。五十年前妇科病理学还处于起步阶段,StevenSilverberg教授高屋建瓴,对本刊大多数后续文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期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妇科病理学卵巢性索间质肿瘤的最新进展。Rabban及其同事揭示这组种类繁多的肿瘤与特定的基因异常有关,早期的妇科病理学家仅凭光学显微镜就能准确地识别这些肿瘤,即使对于极其罕见的肿瘤类型也是如此,而现代人尚需要借助分子标记、免疫组化染色才能够做出正确诊断,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惊叹。本文还重点介绍了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征(DICER1综合征)典型病例,病理学家可以对该综合征相关的肿瘤类型做出诊断,推荐遗传学咨询。
Berney教授及其同事对睾丸和卵巢的生殖细胞肿瘤进行比较,指出了两者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提出对卵巢癌分类的修改意见,使其与睾丸恶性生殖细胞肿瘤分类保持一致。
女性生殖系统表现独特,相当一部分病例尽管肿瘤局限,处于早期阶段,却出现生殖器官多发转移。许多年来,女性生殖器官肿瘤的多灶性现象颇具争议,Casey和Singh应用二代测序技术阐明其发生的分子基础,有利于肿瘤的决策及后续处理。
对于卵巢癌,常规的光镜检查和基于细胞特征的分类可以明确具有不同危险因素的肿瘤类型、分子特征、转移途径和癌前病变。而子宫内膜癌却与此不同,尤其是高级别肿瘤,尚不能确切地判断其潜在的分子学改变。一项耗资逾1亿美元的癌症基因组图谱项目获得了多种癌症类型详细的分子特征,最重要的发现是证实了子宫内膜癌的四种分子亚型,包括超突变和高突变亚型。Vermij结合PORTEC临床试验方面的经验,参照新近的文献资料,总结了如何利于分子分型对子宫内膜癌进行个体化治疗。
分子诊断对于肉瘤的价值更大。Momeni-Borou-jeni和Chiang全面回顾了子宫肉瘤的最新进展,指出子宫梭形细胞瘤都是平滑肌肿瘤,低级别间质肉瘤或未分化子宫肉瘤不再用于诊断。年《世界卫生组织蓝皮书》第四版中重新引入高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的分类,定义也更加明确,另外,还确立了子宫纤维肉瘤样肿瘤,该类肿瘤存在潜在的靶向易位,对其识别非常重要。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常见疾病,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也有恶变机会。McCluggage教授为其诊断提供了实用指南。
Williams和Ganesan总结了两种情况下病理研究进展:1)高级别浆液性输卵管/卵巢癌患者行新辅助化疗后接受中间型肿瘤细胞减灭术;2)子宫内膜癌或不典型增生患者接受孕激素治疗。在这两种情况下,病理学家可以评估治疗后组织病理学特征,提供预后信息,并指导治疗。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描述了宫颈腺癌分类的重大变化,在即将出版的《世界卫生组织蓝皮书》第五版中,宫颈腺癌的分类不再拘泥于细胞类型,而是参照与HPV的相关性来进行分类。Mikami教授分享了如何将胃型腺癌判断为HPV依赖性子宫颈腺癌,同时告诫大家将科学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需要匠心和耐心。Park博士详细介绍了国际宫颈腺癌新分类系统(该系统充分考虑了HPV状态)以及HPV相关宫颈腺癌侵袭模式判断标准,正如Silva等人首次描述的那样。
将来外阴鳞状细胞癌及其癌前病变也将根据HPV状态进行分类,需要详细描述与HPV相关的浸润性鳞状细胞癌和上皮内病变的形态学特征。HPV阴性的癌前病变包括:分化型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VIN)、分化型外生性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既往对此类病变认识欠充分,经常延误治疗。但在过去的5年间,我们对这些罕见的、临床备受